因凡蒂诺拟出售世界杯权益,国际足联为何遭遇强烈反弹

因凡蒂诺拟出售世界杯权益,国际足联为何遭遇强烈反弹

国际足联主席詹尼·因凡蒂诺还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多久,目前并不明朗。未来几个月,他可能遭遇不信任投票,也可能在明年3月的选举中落败,甚至主动撤回候选资格。至于哪一种情形最有可能发生,现阶段还无法下定论。我的ESPN同事马克·奥格登已经梳理了相关可能性。

但就在一周前,人们大概还会押注因凡蒂诺能够继续留任。原因并不复杂:他比多数人更清楚国际足联内部那套直接、现实的政治算术。因凡蒂诺面对的不是某一个足协,也不是少数几个足球强国,而是国际足联的211个会员协会。对其中许多协会而言,如果没有国际足联持续提供资金,它们可能根本无法维持现有规模;即便继续存在,也可能只剩下一个勉强运转的架子。

这就是因凡蒂诺手里最重要的政治资本。过去10年,他掌舵国际足联期间,每个会员协会获得的资金已经增加到原来的4倍以上。与此同时,国际足联在全球各地足球相关项目上的总投入,也扩大到了此前的7倍。对于许多身处不同地区、资源有限的足协来说,这些数字不是财务报告里冷冰冰的栏目,而是训练场、青训项目、比赛组织以及日常运营能否继续的重要保障。

因凡蒂诺拟出售世界杯权益,国际足联为何遭遇强烈反弹

会员协会首先关心的,往往是资金能否到账

因此,许多支持因凡蒂诺的选票掌握在各国足协管理者手中,而这些管理者最直接的考量,往往不是国际足联治理结构是否足够透明,也不是主席的决策方式是否过于集中。他们更在意的是,国际足联的资金是否能够持续流向自己的地区,相关承诺能否按照周期兑现。

这并不是说治理问题不存在,也不是说所有会员协会都认同因凡蒂诺的做法。只是当一名足协负责人需要在有限预算下维持本国足球体系时,能够看得见、拿得到的资金支持,通常会比遥远而抽象的治理争议更有分量。政治判断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形成的:谁能让体系继续运转,谁就拥有更稳定的支持基础。

在因凡蒂诺的批评者看来,他身上存在一长串问题。外界质疑他在治理事务上的表现,质疑他作出决定时的强人式风格,也质疑他不断向具有争议的世界领导人示好的做法。有人批评国际足联在重大议题上的透明度,有人不满其权力运行方式,还有人认为主席在处理具体事件时,过多依赖个人判断。

争议不断,但支持体系并未因此消失

批评名单还在继续增加。美国男足前锋弗洛林·巴洛贡在2026年世界杯中途被罚下后,国际足联暂停了他的禁赛处罚,这一决定同样引发争议。外界还质疑,所谓国际足联和平奖是否只是临时凭空设立;对于2034年世界杯授予沙特阿拉伯,批评者则认为这一过程没有经过规范、充分的申办程序。

这些问题,连同其他针对因凡蒂诺的抱怨,长期出现在批评声音之中。提出质疑的人,尤其集中在西方媒体和相关足球舆论圈。对他们来说,这些事件共同指向的是国际足联治理方式的变化:权力更加集中,程序受到削弱,主席个人的政治取向也越来越明显。

不过,批评声量大,并不等于它能够自动转化为选票。国际足联的选举结构决定了,主席最终要面对的是211个会员协会。对于其中不少协会而言,评价一名主席的标准并不只在于他是否符合外界期待,也包括他是否能够维持资金流动,是否继续扩大对会员的投入,以及这些资源是否真正抵达各自的足球基层。

因凡蒂诺一直在向这些协会传递一个清晰信号:国际足联的资金渠道没有被切断,而且每一个四年周期,会员协会得到的支持还在增加。对很多足协管理者而言,这种可持续的资源保障,比来自海外媒体的批评更能影响他们的选择。无论外界怎样评价主席的治理风格,只要资金仍在进入本国足球体系,反对他的政治动力就很难简单累积起来。

更重要的是,因凡蒂诺刚刚交付了一届收入最高的体育赛事。世界杯带来的商业回报和全球关注度,为国际足联提供了极其可观的资源基础,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核心论据:他的领导不仅没有削弱国际足联的赚钱能力,反而让赛事和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益。

于是,摆在各会员协会面前的问题变得十分实际:国际足联主席的治理方式确实存在争议,许多决定也确实让人不满,但在资金持续增加、全球最大体育赛事刚刚创下历史级收益的情况下,为什么要轻易改变现有安排?这套逻辑,正是因凡蒂诺过去能够稳住支持的重要原因,也解释了为什么外界的强烈批评,并不总能立即转化为对他不利的结果。

因凡蒂诺拟出售世界杯权益,国际足联为何遭遇强烈反弹

导语: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原计划将国际足联的商业子公司拆分出来,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其中20%的股份。这一设想一经曝光,便同时遭到亚洲足联、北中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和欧足联的强烈反对,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辞职。欧足联甚至威胁让旗下55个会员协会退出国际足联赛事,最终迫使因凡蒂诺在周五晚间暂缓推进这一计划。

关键词:因凡蒂诺;国际足联;世界杯商业权益;欧足联;私人投资者;足球治理

出售20%权益,反弹为何迅速扩大

但事情并没有一直沿着“资金增加、赛事收益上升”的轨道发展。就在外界还在评估因凡蒂诺治理模式的得失时,一则消息被披露:他计划把国际足联的一项商业子公司分拆出来,再向私人投资者出售20%的股份。

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融资安排。国际足联掌握着世界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,而这些赛事本身又是世界足球最重要的公共平台之一。一旦外部资本获得相关权益,投资者就不只是把资金投入一家普通企业,而是会对国际足联赛事的经营方向、收入回报和长期决策形成直接关切。正因为如此,这一计划很快引发了亚洲、北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欧洲足坛的集中反弹。

反对声音并不只来自国际足联之外。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了辞职。首席运营官凯文·拉穆尔和高级顾问卡洛斯·科尔德罗先后离开,或许两人本来就已经接近离任,但他们仍然选择在离开之前表达愤怒。这样的处理方式,使事件不再只是一次商业方案上的分歧,也暴露出国际足联内部对这项计划缺乏基本共识。

对管理机构来说,内部高层的离去往往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。它说明争议并非来自外部舆论的单方面施压,而是已经触及组织自身对职责边界的判断。国际足联当然需要经营商业资源,也需要通过世界杯获取收入,用于维持庞大的全球足球体系;但当商业子公司与赛事权益被放到私人资本面前时,问题就变成了:哪些利益可以出售,哪些权力必须继续由足球治理机构掌握。

欧足联亮出退出威胁,计划被迫搁置

欧足联的反应尤其强硬。它甚至威胁称,旗下55个会员协会可能退出国际足联赛事。如果这一威胁真的实施,国际足联的许多比赛将失去欧洲球队和协会的参与,赛事的竞技价值、商业价值以及全球传播能力都会受到重大打击。原文所说的结果更直接:这些赛事可能在经济层面变得几乎毫无价值。

这也是因凡蒂诺无法继续按原计划推进的重要原因。国际足联主席可以推动商业改革,可以调整组织架构,但很难承受欧洲足坛集体退出所带来的后果。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吸引力,建立在各大洲共同参与的基础上。一旦最具影响力的成员群体公开拒绝合作,所谓商业化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内容支撑。

因此,在周五晚间,因凡蒂诺几乎没有其他选择,只能把这个项目暂时搁置。需要注意的是,搁置并不等于争议消失。它至少说明,在国际足联内部,推动新资本进入核心赛事权益领域,并不像方案设计者想象得那样容易。资金需求可以解释商业计划,却不能自动消除会员协会对控制权和赛事性质的担忧。

欧足联的声明,准确概括了这场争议的伦理问题:“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,足球就会永远改变。商业回报将成为一种永久义务,投资者的预期将变成每天都要面对的压力。”这段话的重点,不只是反对某一笔交易,而是在提醒国际足联:外部资本进入之后,组织每天都必须回应投资者对回报的要求。

当投资回报进入赛事治理,足球会改变什么

投资者投入资金,当然有权期待回报。这是资本运作最基本的逻辑。但足球赛事的价值并不只由财务报表决定。它同时承载国家队竞争、球迷认同、体育公平和公共利益。对于国际足联而言,世界杯并不是一项可以完全按照普通商业资产逻辑处理的产品,它还承担着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足球体系的职责。

这正是欧足联认为方案在伦理上荒谬、在治理上不合适的原因。原文给出了一个直白的类比:我们不会把军队拿出来出售股权。投资者理所当然地追求收益,政府则理所当然地服务公民。这两套激励机制有时并不一致,所以有些事情不应该由利润底线来决定,而应当由经过选举产生的官员负责。

这个类比并不是把国际足联等同于政府,而是强调某些机构的职责不能只用赚钱能力衡量。国际足联需要商业收入,但它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治理世界足球。若私人投资者持有赛事权益,他们可能要求更稳定、更迅速、更高额的回报;而足球治理机构有时必须作出不符合短期收益,却有利于长期发展和成员公平的决定。两者之间一旦发生冲突,谁拥有最终决定权,就会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
过去,国际足联可以说,赛事收入最终会回到足球体系,会员协会也会从中受益。可一旦核心商业权益部分转由外部投资者持有,收入分配和决策优先级就可能面对新的约束。即使交易本身能够带来一笔可观资金,国际足联也必须接受一个现实:资本不会只提供资金而不提出要求,投资者期待的回报会持续存在,并可能影响赛事安排、商业开发以及组织的日常选择。

从这个角度看,亚洲、北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和欧足联的反弹,并不是单纯反对国际足联赚钱,也不代表各方否认世界杯的商业价值。真正引发警惕的是,世界杯及国际足联赛事一旦被赋予外部投资者的所有权性质,足球治理就可能被迫服从一套持续、明确且无法回避的资本回报机制。因凡蒂诺这次尝试最终被按下暂停键,争议的核心也由此清晰呈现出来。

争议不只在于资本是否进入足球

但即便暂时不谈前述治理风险,甚至不在意世界杯权益由谁持有,只希望国际足联尽可能把赛事商业价值变现,这项提议仍然很难成立。对于一个来自贫困国家、规模很小、几乎完全依赖国际足联支持才能组建和运营国家队的会员协会来说,问题或许并不容易被简单看见。它们首先关心的是能否获得稳定的资源、参加比赛,以及在现有体系中保有基本的发展空间,而不是商业权益能否被推向更高价格。

方案本身缺乏合理性

这也正是反弹持续扩大的另一层原因。争论并非只围绕“要不要赚钱”,也不只是不同地区对世界杯商业化程度的偏好不同。即使有人认为国际足联应当把每一项资产都充分货币化,因凡蒂诺提出的这条路径仍然无法让人信服。它不仅可能改变足球体系内部的利益关系,也让许多成员协会面对一个更直接的问题:一项本应服务于全球足球的核心权益,为什么要被置于外部回报逻辑之下。归根到底,这个提案并不是单纯引发争议,而是从一开始就缺少足够清晰、稳妥的合理性。说得直接一些,它根本说不通。

因凡蒂诺拟出售世界杯权益,国际足联为何遭遇强烈反弹

导语:把世界杯权益出售给外部资本,表面上像是一笔商业交易,放到国际足联的财务状况和运营能力中观察,却很难找到足够有说服力的动机。判断这类方案,关键不在于它听起来是否“市场化”,而在于国际足联究竟缺什么,以及出售核心权益能否真正解决问题。

国际足联并不缺扩张所需的现金

不需要沃顿商学院的学位,甚至不必经常看《创智赢家》或英国版《龙穴》,也能理解一家公司为什么会考虑出售部分股权。通常来说,原因主要有两个。

第一,公司需要现金和资本,才能扩大业务规模、推动增长。如果一家企业手头资金不足,或者自身融资能力有限,引入外部股东当然可能成为一条现实路径。出售一部分权益,换来一笔可以立即使用的资金,能够帮助企业投资新项目、拓展市场,或者支撑更大范围的运营。

但这显然不是国际足联当时面对的情况。在2026年世界杯带来巨大收入之前,国际足联账面上就已经持有大约27亿美元现金储备。这个数字本身,足以说明它并不是一家急需靠出售核心资产来维持运转的机构。更何况,如果只制定一份基本合理的商业计划,凭借国际足联相当出色的信用评级,它完全可以通过融资满足业务扩张和增长所需的资金,而不必因此让出任何股权或权益。

换句话说,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并不是“没有钱所以必须卖”的被动选择。国际足联有现金,也有融资渠道。哪怕未来确实要扩大业务、增加投入,传统融资同样能够提供解决方案。既然可以保留完整控制权,又何必先把最有价值的部分交给外部资本,再承担利益分配和治理结构变化带来的后果。

引入战略投资者,也不是一个充分理由

出售公司一部分权益的第二个常见理由,是引入战略投资者。此类投资者往往不仅提供资金,还能带来行业经验、管理能力、技术资源,或者帮助企业建立新的合作网络。对于缺少专业人才、尚未形成成熟商业模式的公司来说,这种伙伴关系确实可能具有价值。

问题在于,国际足联同样很难用这个理由为方案辩护。先不说它手里有足够的现金,可以直接聘请所需的聪明人才和专业团队。更重要的是,国际足联刚刚交付了一届财务表现最成功的世界杯。它已经证明自己能够组织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,并且能够把赛事转化为巨额商业回报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国际足联真的需要乔什·库什纳和其旗下的 Thrive Capital 来帮助寻找其他战略合作伙伴吗?它难道没有能力自行完成这项工作?如果国际足联只是缺少某个具体领域的专业意见,完全可以通过顾问、雇员或项目合作来补足,而不是直接让出一部分世界杯权益。两者的代价和影响并不在同一个层面。

战略投资者最有价值的时候,通常是企业自身能力不足,或者外部伙伴能够提供无法轻易复制的资源。可国际足联既有资金,又拥有庞大的全球会员体系、成熟的赛事品牌和长期积累的商业网络。外部资本当然可能带来新的想法,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通过分享核心权益来获得这些想法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,世界杯并不是普通企业可以随意拆分出售的产品。它连接着各大洲的会员协会、国家队、球员、球迷以及举办赛事的城市和国家。国际足联对世界杯权益的处置,影响的不只是财务报表上的一项资产,也会触及整个足球体系的利益安排。正因为如此,任何“出售”方案都需要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:外部投资者究竟能提供什么,才能抵消国际足联让出的控制力和长期收益。

一笔交易不能替代清晰的商业逻辑

如果答案只是获得更多现金,国际足联并不缺钱;如果答案是获得战略能力,它也可以自行招聘、合作或购买相关服务。两条最常见的出售理由,在国际足联身上都没有形成足够闭合的逻辑。尤其是在2026年世界杯的商业前景已经十分强劲、机构自身财务状况也相对宽裕的情况下,出售核心权益更像是在主动制造复杂性,而不是解决现实困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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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凡蒂诺拟出售世界杯权益,国际足联为何遭遇强烈反弹

导语:问题并不止于交易本身是否值得。就算把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理解为一次单纯的商业安排,交易推进方式也留下了不少难以解释的疑点。截止日期过于仓促、缺少公开竞价程序,这两点足以让外界重新审视这份方案究竟是在追求长期价值,还是在急于完成一笔已经谈妥的交易。

为什么要设下如此仓促的审批期限

第一个严重问题,是国际足联要求会员协会在9月19日前批准这笔交易。为什么一定要赶在这一天之前完成?如果这真是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商业协议,那么仅仅晚一天,也就是到了9月20日,投资者为什么会突然认为它不再是一笔好生意?交易的基本价值,不应该因为日历翻过一天就发生根本变化。

当然,商业谈判往往会有期限,投资者也可能根据自身安排设定完成日期。但在世界杯权益这样规模庞大、影响广泛的事项上,期限本身就需要有充分解释。国际足联不仅要说清楚交易内容,还应说明为什么必须在这个时间点作出决定,为什么没有足够时间让会员协会阅读文件、评估风险并提出问题。

如果投资方只有在某个特定日期前完成交易才愿意参与,那么外界自然会产生疑问:他们对这项投资的兴趣,是否真的像国际足联所描述的那样强烈?又或者,这根本不是一笔足够有吸引力、经得起充分审查的交易?一项真正稳固的商业安排,通常不需要靠极度压缩的时间表来制造选择压力。

对于国际足联会员协会来说,这尤其重要。它们面对的并不是普通的短期赞助合同,而是可能影响世界杯未来收入、品牌价值和决策权的长期安排。越是重要的权益,越应该留出充分的审议空间。把批准时间压缩到一个明确而临近的截止日期之前,容易让人感觉程序是在追赶交易,而不是让交易接受完整检验。

没有公开招标,就很难证明这是最好的报价

第二个问题更直接:如果国际足联真的要出售相关权益,为什么不进行一次正式、透明的招标?据报道,Thrive Capital对国际足联的估值达到200亿美元。这个数字听起来非常可观,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过于整齐的整数。面对如此巨大的资产和未来收益,国际足联不能只接受一份在幕后谈出的方案,然后要求会员协会相信这就是最优选择。

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向潜在投资者公开说明需求和条件,让不同投资方提交各自的计划与报价。有人可能愿意提供更高估值,有人可能提出更有利的融资结构,也有人或许能够为国际足联带来更强的商业开发能力。只有把这些方案放到同一个竞争框架中比较,国际足联才有机会获得真正符合自身利益的结果。

这并不是说每一笔交易都必须追求最高报价,也不是说金额越大就一定代表方案越好。投资方能提供的战略资源、治理安排、风险承担方式以及对世界杯品牌的长期维护,同样应该纳入评估。但这些因素更需要公开的条件和可比较的方案来验证,而不是通过一份闭门协商后形成的合同直接确定。

不公开招标之所以经常被认为是不明智的做法,原因就在这里。缺少竞争,卖方就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拿到了合理价格,也无法确认对方给出的条件是否优于市场上其他可能出现的选择。对国际足联而言,世界杯是最具价值的核心资产之一,更不应该用最低限度的程序来处理。

即便是那些最看重眼前利益、最希望尽快获得现金的会员协会,也应该能够看出其中的漏洞。假设有人认为,现在拿到2000万美元,比让国际足联继续发展、再与库什纳投资方分享未来收入更好,那么至少也应明白一个基本原则:既然决定出售,就应该把权益交给出价最高、条件最优的竞购者,而不是交给一个在非公开场合提前谈成协议的投资方。

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必须接受最高金额,而在于必须先让市场证明最高金额和最佳条件是什么。没有竞争性报价,会员协会就很难判断200亿美元的估值是否合理,也很难知道国际足联是否放弃了更有利的替代方案。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的决定,不能只依赖谈判桌上的单一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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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只看利润,这笔交易仍然难以成立

这正是因凡蒂诺推动这项计划时最让人困惑的地方。即便暂时不讨论世界杯权益的象征意义、治理影响和长期控制力,假设这确实是一项值得推进的方案;即便把国际足联的唯一任务简化为尽可能提高利润,这笔交易依然显得草率,甚至可以说并不符合最基本的商业逻辑。

因为如果目标只是让国际足联赚更多钱,就更应该通过公开竞争来寻找投资方;如果目标是获得资本之外的能力,也应该把各家方案摆在台面上比较。仓促审批和闭门议价并没有证明国际足联获得了更好的价格,反而让人怀疑它是否主动放弃了本可以争取的选择。对这样一项牵动世界杯未来利益的安排,疑问显然不会止步于一份交易文件本身。

因凡蒂诺拟出售世界杯权益,国际足联为何遭遇强烈反弹

临近选举,为什么要主动制造一场风波

但问题还不止于此。如果一项计划注定会引发强烈反弹,必须动用全部政治手腕,甚至要靠相当大的胆量和强硬姿态才能推动,那么,为什么偏偏选择现在?距离下一次选举只剩几个月,候选人提名程序也仍未结束。在这个时间点把争议抛到台前,显然不是最稳妥的安排。

更合理的做法,原本可以是暂缓推进。因凡蒂诺完全可以先等待,先享受国际足联在2026年世界杯上创造的大笔收入,等选举结束后再作打算。如果届时他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,便可以凭借选民授予的明确授权,再推动这项计划。那样一来,他至少能够回答一个基本问题:这是在得到支持之后作出的决定,而不是在选举前夕强行完成的交易。

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大胆方案都不该尝试。真正的问题在于时机,以及推动方式。对于一项会触碰世界杯未来利益、又势必引起会员协会和外界警惕的安排,因凡蒂诺本可以等到政治环境更有利时再行动。如今却在提名开放、选举临近之际急于推进,只会让外界进一步追问:他究竟为什么不能等一等?

过去的失败,至少曾经有改变格局的可能

因凡蒂诺过去也押注过一些颇具争议、甚至很难获得普遍认同的想法。软银交易是其中之一,双数年举办世界杯的设想也是如此。那些尝试最终遭遇挫败,但因凡蒂诺通常会吸收失败,然后继续向前。他并没有因为一次受挫就停下脚步。

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,过去那些方案虽然风险很高,却可能带来具有转型意义的变化。它们一旦成功,可能改变国际足联的收入结构、赛事安排或组织运行方式。从这个角度看,即使推动过程并不顺利,即使最终没有实现,付出的代价在某种程度上仍可能值得。至少,那些计划背后存在一个足以解释冒险行为的目标,收益可能配得上风险。

这一次并不是这样。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的安排,既没有展现出足够清晰的商业收益,也没有证明必须在此时以这种方式推进。它在商业层面显得粗暴,在政治层面则近乎脱离现实。问题不是计划过于大胆,而是它看起来没有达到值得承受如此反弹的程度。

对因凡蒂诺的判断,也因此发生变化

二十年来,从他担任欧足联法律事务负责人,到后来坐上国际足联最高权力位置,我一直在观察因凡蒂诺的行动方式。过去的长期观察,曾让我相信他是一个聪明、精明,而且十分善于周旋的操盘者。他知道什么时候出手,也知道怎样把复杂的利益关系纳入自己的计划之中。

但这次很难再作出同样的判断。一个真正老练的操盘者,应该明白何时需要等待,何时需要比较,何时应当先争取授权,再推进可能引发争议的决定。眼下这项计划在商业和政治两个层面都缺少说服力,时机也难以解释。它没有证明国际足联拿到了更好的结果,反而让人看到一场本可避免的风险。

所以,真正令人失望的,不只是这项交易本身,也不只是围绕世界杯权益展开的争议,而是因凡蒂诺在这件事中表现出的判断力。过去那些失败的设想,至少还有改变格局的理由;这一次,却更像是一次没有必要、也没有准备充分的冒险。经过二十年的观察,我曾经相信他是一个聪明而老练的操盘者。现在,这种看法已经不再成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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